添加时间:2015/8/25 11:49:21 来源:复旦研修网编 点击数:
【复旦EMBA︱干货】葛剑雄：丝绸之路的史实与“一带一路”的忧虑
葛剑雄
复旦大学资深教授、全国政协常委。
本文根据2015年8月22日葛剑雄教授做客复旦EMBA首届人文盛典主题演讲速记稿整理。
我要讲的题目是《丝绸之路的历史地理背景和“一带一路”》。为什么要从历史地理背景来说呢？一方面，我的专业是历史地理，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明白，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和发展，所以要弄清楚现实的问题，还是要从历史入手。现实不断在变化，而历史相对来讲已经有一个定论，已经凝固了，而未来更加变幻莫测。如果你不了解历史，就很难把握现状，更难预测未来。
丝绸之路是一个道路系统
我们今天讲的“一带”，全称叫做“丝路经济带”，“一路”全称叫做“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它们的概念都来自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但它是不是历史上简单的重复呢？显然不是。所以我要讲这个背景，我们首先明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究竟是什么，它留下的印象是什么，当时它对社会的作用是什么，这样我们才能正确的定位今天的“一带一路”究竟应该怎么来建设。
古代丝绸之路，主要从中国的中原地区经过河西走廊，到今天的新疆，再到中亚、西亚，然后通向欧洲、非洲。其中也有的路线是从今天的南疆和中亚南下，到达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丝绸之路不是一条路，而是泛指一个道路系统。因为这一带自然、人文条件很复杂，这些道路往往在不同的年代，甚至一年不同的季节，都要选择不同的路，而且其中相当多的路不是人工的，而是天然的通道。
这条路什么时候存在呢？存在非常早，早到我们今天也很难说清楚，但是我们可以找到证据。比如说，在今天河南安阳出土的商朝的墓葬中发现了和田的青玉，也就是说在3200多年前已经有人把产在昆仑山的和田玉运到了今天的河南安阳，那不是有交通路线的吗？又比如说，在新疆的一些古墓中间，发现了2000多年前的欧洲白种人的尸体，事实上欧洲的白种人以及其他种族到达新疆的时间要比中国的汉人还要早，这也是证据，那肯定也是有道路的。
开通和维护丝绸之路的动力来自外界
在这些历史地理背景下，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观点，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不是中国人主动开通的，它的开通、保存、发展的动力都来自外界。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今天讲的“丝绸之路”这个名字，也是直到1877年才由德国的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来命名的，而不是中国人命名的。《四库全书》都没有“丝绸之路”这个名字，甚至没有人详细地论证这条丝绸之路，连记录都是偶然留下的，比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里面，是去取经顺便讲到的。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花了三年时间考察了中国的新疆西部，还有中国的相邻地区，在他多卷本的著作里第一次提出“丝绸之路”，这个名称逐渐为世界各国学者，包括中国学者所接受。
但是最早提出来是指从公元前2世纪，就是西汉形成的从洛阳长安到中亚撒马尔罕，因为最重要的贸易货物是丝绸。为什么确定在公元前2世纪呢？主要是因为张骞通西域。但是张骞通西域不是主动的探险，更不是为了开辟商路或者经济贸易，而是要执行汉武帝交给他的政治使命。因为汉武帝当时想联络原来在祁连山这一带西迁到了今天阿富汗的月氏人，月氏人被匈奴打败了，汉武帝认为去联络他们以后，可以一起来进攻匈奴。因为没有人去，所以他公开招募，当时一个小官张骞，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干部，他响应了，所以派他去了。张骞的行程很艰难，刚刚出去被匈奴扣住了，一扣十年，然后继续跑，终于到了大夏，但是大夏的国王已经在那安居乐业，当然阿富汗那个地方比祁连山好，已经统治了何必回去呢？所以张骞待了一年就回去了，回来以后又被匈奴扣住了，在外面13年多。既然没有完成使命，为什么又有他的第二次，被称为张骞通西域呢？因为他回来把西域的见闻都告诉了汉武帝和朝廷的官员，汉武帝要做天下的贡主，既然外面还有那么多的国家，那么丰富的物产，这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担负了这样的政治使命，但是怎么让他们来呢？所以张骞带上了汉朝出产的贵重物品，作为礼品赏赐给他们。为什么丝绸是主要的呢？因为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就明白，这样的长途跋涉是非常艰难的，而且在当时的条件下，每一个人、每一头牲口能够有效的负载量是非常有限的。没有公共保障系统、服务系统，没有旅馆、吃喝，全部要自己带，有些艰难的地方，甚至水都要自己带，而且不但要带着去，还要带回来。所以腾出来一匹马、一个人能够带的商品非常有限。带什么呢？像丝绸这样本身质量比较轻，但是价格又比较贵，经得起长途跋涉，适合长期的储存，这样的物品是最合适的。再加上张骞知道西域各国从来没有看到过丝绸，所以这样客观上就把大批的丝绸带到了西域，张骞的副手又把这些东西送到更大的范围，这次果然吸引了西域不少国家派出使者，跟着张骞的使团回来了。还有一些胆子大的商人看到了商机，也就开始从外面到汉朝来。汉武帝看到结果，当然更高兴，所以他以后几乎每年都要派出使者，多的话一年有十几批，人多的话像张骞这样好几百人，少的话也要几十上百人。民间看到张骞通过出使西域做了大官，纷纷主动要求愿意出使，所以一批一批使者，不愁没有人去，人多了以后鱼龙混杂，有些使者趁机中饱私囊，领了丝绸之后多数拿去做买卖，客观上增加了中国的丝绸运到了西域。
但是只有西域这样的市场是不够的，西域当时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国，中间交通不便，相互之间交流很困难，丝绸运输的成本非常高。接下去，这些丝绸到了中亚、西亚，最终到达了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存在的时间相当于中国的汉朝到南北朝，在这段时间它曾经发达的时候拥有广大的疆域，整个地中海的沿岸全是罗马帝国，包括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的大部分、欧洲的中部、巴尔干半岛、希腊、土耳其、两河流域的一部分等。整个北非，包括埃及在内，统统是罗马帝国，人口估计7千万以上，比汉朝还多一点。再加上他们本身商业发达，利用地中海交流方便，他们这样一个富裕的社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丝绸，所以一度就形成了一种时尚，都以穿丝绸的服装和戴上丝绸的装饰品作为一种身份、地位、财富的象征，所以丝绸的价格一度比黄金还贵，这样强劲的需求就驱使了很多商人不惜以生命代价长途跋涉，源源不断把中国的丝绸运到罗马。我们知道做贸易市场是第一位的，今天我们在丝绸之路上考察，特别在那些沙漠戈壁，经常可以看到累累的白骨，多少人就死在这条路上，这样一种冒险一定要在强劲的物质利益的驱使下才有可能。
古代中国缺乏“世界观”
为什么说中国自己缺乏维持丝绸之路的动力呢？因为中国历来只有一个天下的观念，没有世界观，都认为自己处在“天下之中”，中国的统治者就应该是天下的贡主。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农业社会在当时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地理环境，黄河流域主要是黄土高原以及黄土冲积的平原，非常适合早期的开发，比如像西汉的时候人口最高就是四五千万，汉武帝的时候就三四千万人口，集中在这里足够养活自己，所以对外界是没有需求的。除了皇帝，比如秦始皇、汉武帝要找长生不老的药，要向外界，一般老百姓不需要对外。
这点可以比较一下，世界上出探险家、航海家的，都是一些小国，资源有限，先后在海上称霸的西班牙、荷兰、葡萄牙、英国，哪一个不是这样的特点。为什么不是奥匈帝国、俄国人？中国古代没有这个动力的，所以你去看中国那么多的人物，有一个主动去外面探险的吗？跑到外面旅行的有没有？我们以前把张骞、玄奘列为探险，但是客观上他不是专门的，张骞主要任务是做外交，顺便看看，玄奘是去取经的，那跟国外去发现一条新的航路，找殖民地、黄金白银，是根本不同的。
还有一点大家所忽略的，中国没有正常的外贸观念，只接受朝贡。为什么不想到跟人家做买卖？因为历代中国君主都认为天下本来都是自己的，以自己为世界的中心，我怎么能买其他国家的东西呢？一个是我不需要，另外如果你有，主动贡献出来啊，我能够收下是给你面子，怎么还跟你买呢？所以中国皇帝没有一个要去买的概念。人家为什么愿意来呢？另一方面又有一个传统，你来了，我要表彰，要回赐给你，回赐给你的时候，要抱着“薄来厚往”的的原则。我们是华夏你是蛮夷，你好意把东西贡献出来，我给的赏赐远远超过你，不讲经济效益，要突出政治原则。所以那些小国，尤其是日本的朝贡积极性非常高，经常要求每年一次，每次多来点人，为什么这样？因为根据当时的制度，作为朝贡，一到中国，只要在宁波或者福州上岸，马上吃喝全包，把商品贡上来以后，给的回赐大大超过市场价格，有的甚至好多倍，临走还可以买免税商品，何乐而不为呢？这比正常的贸易有利，条件是要磕个头，打个旗子是朝贡，朝贡就朝贡，所以这个观念一直没有改变。
另外，历代中国的户口是管得很紧的，不可以随便迁移，如果一个人要离开所在的县，必须去办手续，得到批准，到新的地方，还要登记。特别在边境地区严密控制，老百姓不能出境，所以国际贸易没有那么容易。海上管制就更加紧了，朱元璋的时候规定片板不许下海。清朝初年，当时为了封锁台湾，所有沿海的居民内迁20里到50里，形成一个无人地带，还管你什么贸易呢。当然实际上是有一些海外贸易的，但是全是走私，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明朝、清朝都讲有海寇、海匪、海盗，实际上大多数是武装走私集团。
历史上中国没有主动开辟过丝绸之路，在丝绸之路上，精明的商人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今天的新疆、中亚、波斯、阿拉伯的商人，而且阿拉伯商人主要到海上去，也不走陆路。现在有的人想当然，认为丝绸之路上各国人民一起做买卖，还有很多汉人，这是异想天开，没有的事。汉人怎么出去？沿途连关都出不了。唐朝时候生意的人称为“商胡”，以后到泉州、广州全是外来商人，没有中国人到外面去的。即使宋朝、唐朝这样我们称之为海外贸易发达的，也最多是人家的船来，收一点税，绝不是组织外贸。
建设“一带一路”是中国的主动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要理解“一带一路”战略，是习近平、李克强在国际场合主动提出的。很简单，在座各位比我知道得多，我们过剩的产能怎么办？最近张德江副总理给我们作报告，谈到“十三五”规划，讲了一些数字，我们现在国家粗钢的生产能力、水泥、平板玻璃、煤矿等等，产能都是世界的80%，低的也是50%以上，要保持经济的强劲势头，就要这些产能发挥作用。但是问题是过剩，严重过剩。如果要削减产能，就会导致失业，引发社会问题。
现在“一带一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到海外去帮助新兴国家进行基础设施，一条铁路、一个公路、一个水电站、一个机场，可以消耗我们多少钢材水泥，我们的产能就可以转移出去了，这是很清楚的事。还有我们的资本，别看借给印度尼西亚40亿美元，至少每年利率保持2%，放在美国有吗？正好那些新兴国家基础设施落后，自己建不起，有些项目我们全额包建，建好以后承包20年、30年，然后免费给它，它一分钱都不花。第三世界，我们现在讲新兴国家，其实就是穷国，穷国的落后状况超乎想象，为什么不做？
今天最高领导，包括李克强都出去都推销中国产品、中国设备，这个不容易的，到现在哪一条高铁开通了吗？都在激烈竞争，本来泰国定下来，结果泰国清迈第一条铁路交给了日本人。墨西哥我们中标了，它宁可赔钱，也取消了。这次李克强跑到南美洲去，最后达成的结果是两条铁路，三国政府进行可行性研究。所以习近平主席在论坛上讲得非常清楚，坚持互通互补互利，达到共赢。如果丝路经济带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的话，就可以维持下去。如果让我们贴人家钱，我们贴不起，反而会招来别人说我们殖民主义，所以我们要建成利益共同体。
中国对中亚的控制是丝路畅通的保障
大家还要明白，历史上只有中国牢牢控制着中亚的时候，丝绸之路才是畅通的。在张骞通西域以后，公元前60年西汉就设立了西域都护府。实际上到了东汉的时候，这条丝路就断了，断了三次，通了三次，所以历史上讲三通三绝，因为西域都护府的成本很高，西域一开始有36个大大小小的国，后来分成了五十几个，所以汉朝其实没有能力全面控制，实际上是监护性质，当然主权已经归汉朝了，但内部是不干预的。所以从东汉开始就不能够常年维持了，以后也是断断续续。
到了唐朝初年，一度控制到整个中亚，唐朝曾经在今天吉尔吉斯斯坦设立碎叶城。但是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军队全部内撤，吐蕃人一度占领了新疆，维吾尔人是在蒙古高原的，发生内乱也迁到新疆，发展到今天的维吾尔族。阿拉伯势力东扩，把伊斯兰教传到新疆。所以从安史之乱之后，新疆就不归中原政权管了，以后情况都是这样，宋朝、元朝的时候，统治也不包括新疆的大部分。到明朝初年，曾经控制过新疆的哈密，但中期就退到了甘肃的嘉峪关，这个局面一直到乾隆24年，也就是公元1759年才结束，清朝重新统一天山南北。简单来讲，新疆有1004年的时间是在中国的外面的，本来这个地方叫西域，为什么叫新疆呢？因为乾隆皇帝认为是他重新收复的地方，所以叫新疆。
我们从地图上看这个形势就更清楚了，秦始皇的时候，甘肃大多数是统治不到的，丝绸之路就是有，也是统治范围以外。西汉的时候有了西域都护府，一直到帕米尔高原，所以丝绸之路主要都是在它的统治下，才能保证畅通。但是这种状况不是常态，到了以后就不存在了。到了唐朝初年，唐朝的武力更强大，曾经一度控制了咸海的周围，碎叶城在中间，但是这也不是常态。安史之乱的形势就是这样的，唐朝控制的地方连今天的陕西都不完整，那些地方下面一块是吐蕃，就是今天藏族人的祖先。这种情况下，不断的打仗，哪还有丝绸之路呢？更主要的是，到了9世纪以后，阿拉伯找到了海上的通道，穿过马六甲海峡直接到中国的泉州、广州、宁波、扬州，甚至山东。中国的船主要在东部，东部一出口，走海路是很方便的。元朝统治了中国绝大多数的地方，但是新疆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察合台统治的，而且当时的贸易主要也是通过海上。西方人讲的丝绸之路往往已经不是原来的意思，而只是今天的新疆和中亚之间的通路。
可见历史上丝绸之路畅通的前提是中国人能够统治中亚、控制中亚，否则就保证不了。
“一带一路”的安全要靠各国共同努力
到了今天，我们确保“一带一路”的安全，靠什么？还能靠中国自己去控制中亚吗？不可能，那就要靠各国共同的努力，也要有新的战略和措施。
中亚现在形势怎么样呢？很复杂，这里有美国的因素，但是最多还是俄罗斯的因素。这些“斯坦”统统是原来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他们现在都用俄语，上层人物绝大多数都是莫斯科培养的。这些国家，例如哈萨克斯坦有130多个民族，但是人口最多的是俄罗斯族。再比如说建高铁，苏联沿用到现在的铁路的都是宽轨，比中国和世界上用的标准要宽。现在火车要进前苏联的地方，首先要把火车抬起来，然后把下面的底盘都换掉，货运火车在阿拉山口过去换一下要八九个小时，出境的时候又要换。所以建一个高铁，用什么轨距呢？普京能同意用国际的轨距吗？如果要维持前苏联原来的轨距，高铁不是那么简单的。
还有宗教的问题，民族的问题。从新疆往西，国际上把它称为突厥斯坦，新疆是东突厥斯坦。从宗教上讲，往西的土耳其全部是伊斯兰教。这种情况下，怎么既要尊重宗教信仰、宗教文化，同时要防范宗教的极端势力，这不是容易的。何况我们跟这些国家，跟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还涉及有水资源的分配问题。伊犁河的上游在我们这里，下游给它多少水？阿克苏河的上游在吉尔吉斯斯坦，下游在中国。还有额尔齐斯河的问题，将来也要解决。还有中亚一些国家本身的问题，像乌克兰出现动乱，我们丝路经济带出了新疆就是那里，如果这一环出了问题，我们怎么再通到中亚、欧洲？再比如，如果哈萨克斯坦在中亚出现变化，中国手里有什么牌？如果没有预案，没有准备，辛辛苦苦建它干什么？
不仅是这样，我们要知道海上丝绸之路也面临着这些安全问题。比如巴基斯坦，本身跟我们称为铁巴，没有问题，但是巴基斯坦西面就是伊朗，背面就是阿富汗，我们将来建一条公路、一条铁路，一条输油管道，这里经济带的安全，仅靠巴基斯坦政府不一定能保证。又比如像缅甸，我们曾经是唯一支持它的大国，但是为了民意，它把我们最大的项目停掉了。这些问题不是传统的军事安全的问题，但是它恰恰又发生了。
所以最后我要强调一下，我们现在实行“一带一路”，千万不要以为有古代丝绸之路这样的历史遗产，这些遗产大多数今天对我们来讲是教训，而不是经验，即使是经验，也不适用于今天。所以，我们要制定新的国际战略。“一带一路”本身并不只是经济问题，真的要建成，中国必须定位，我们到底要发挥什么作用，怎么发挥我们的作用，未来我们的战略政策到底是什么？